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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不管是北洋集团还是同盟会，又或是国民党、中华革命党，都没有得到过这样普遍的民众的认可。事实上就是，除了革命委员会的治下地方，其他地区的政府控制力度反而比前清收缩了。
比如北洋政府除了核心区域外，对于其他省份只能控制到省会和交通枢纽等少数大城市，对于县一级都只能听任当地的政治势力自行安排了。这还是在北洋有驻军的省份，在哪些没有驻军的省份，北洋几乎插手不了省内的人事权力。
至于同盟会，在国民党独立出去后，就影响力大减。除了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东北和山东等地，成为了协助共和党议政的附庸党派外，在其他各省不是投入到军阀的怀抱，就是已经退化为了地方军阀。
而中华革命党则更惨，在陈其美于狱中暴毙，二次革命失败后，流亡日本的孙黄又决裂，直接导致了中华革命党在国内根基的动摇。不少人不愿意流亡国外，要么公开宣布退党向北京政府讨饶；要么干脆就迁居到了山东，拖庇于革命委员会去了。
只是，听到了这个答案之后，宋云桐的脸色就有些僵硬了，他很快就猜出接下来吴川要说什么了。“人民为什么支持我们？因为我们许诺要解放他们，要把劳动人民从数千年来绑住他们手脚的封建枷锁中解救出来，要打倒人压迫人的旧社会，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。民族主义，爱国主义，能够做到这一点吗？
答案当然是不能，因为这一次的欧洲大战，已经深刻的证明了这一点。当一个国家的政权没有落在无产阶级手中时，统治阶级用所谓的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号召本国的无产阶级去屠杀他国的无产阶级，就是对本国无产阶级最沉重的压迫。
为什么会如此，因为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并无阶级属性，不管是奴隶社会、封建王朝还是资本主义社会，都可以用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来对抗外来者的威胁，但是它就是不能用于本民族、本国家的无产阶级用来打倒本民族、本国家的压迫者。
所以，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对于殖民地人民、受压迫的民族和弱小国家用来对抗帝国主义的压迫，是有其进步的一面的，但是因为其没有阶级属性，也就使得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无法用于对抗内部的压迫者，这就是它们的局限性。
因此，如果我们要履行党对于人民的许诺，就不得不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，只有在这面旗帜之下，我们才能完成解放民众、解放各民族和解放祖国的伟大任务。共产主义是高于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的信仰，它也是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的升华。
认为信仰共产主义就要抛弃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，并与之对抗，这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的错误理解。我们要抛弃的是压迫者的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，我们要对抗的是试图打着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口号对其他民族和弱小国家进行压迫的帝国主义。
所以我支持吴泰同志的意见，对于共和党和中国无产阶级来说，推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俄国的政权，是我们最大的利益，比收回几片领土的利益要大的多。因为只有一个俄国无产阶级所建立的政权，才能消除来自北方对我国的威胁。
一旦我们和俄国无产阶级达成了互相信任和互相帮助的协定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缩减在北方边境上的投入，转而专心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去了，这将会令我们的国防安全获得极大的提高。我相信，一个俄国无产阶级政权总比一个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的日本，要可信任的多。
所以，我不得不向各位同志再一次强调，党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可动摇。一旦我们失去了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，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人民…”